“加快筹设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这是2026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的一项重点任务红和古，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再度引发关注。
实际上，自2018年首次提出以来，该银行的筹设已历时八年。八年里，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地方相关政策文件频频提及这家银行，提法也经历了从“争取设立”“研究探索”到“加快筹设”的微妙变化。
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银行？在大湾区已然成熟的银行业生态中，它的筹设意味着什么？从构想到落地，横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它需要破解哪些核心难题？与此前相比，当下的金融环境又为它的诞生提供了哪些新的历史契机？若最终落地，它将如何影响大湾区金融格局？围绕上述问题，南都湾财社采访专家进行深度解读。
进展：
省市已成立筹建工作组
全力争取国家部委支持
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1月。彼时，《关于广州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计划草案的报告》透露“争取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原广州市金融局也在2018年工作计划中表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等一批重点项目尽快落地。
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研究探索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服务于大湾区建设发展。
此后，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频频出现在中央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及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2022年6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提出，加快研究按程序在南沙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
2023年5月，《2023年广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加快筹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争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国家部委支持，完善并争取尽快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的设立方案。推动成立股东筹备组，完善整套申筹材料。争取省政府协调以粤港澳三地政府名义联合向国务院申请筹设支持。
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其中再次明确提出“积极研究加快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相关工作”。
从提出这一构想到现在的八年里红和古，相关提法也有微妙变化，从最初的“争取设立”到“研究探索”，再到“加快筹设”，反映了顶层设计对重大金融项目的审慎与高标准要求。
目前，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筹设进展到哪一步？
2024年12月，广州市民政局在答复代表建议时透露，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截至目前，已先后成立由分管省领导担任组长的筹建工作领导小组以及由分管市领导担任组长的筹建工作组，同时已就设立湾区银行事宜与港、澳两地政府达成合作共识。
20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原南沙开发区金融局党组）在关于四届区委第七轮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表示，成立南沙工作专班，加强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市委金融办以及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市筹建工作组等上级单位对接。全力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并给予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筹建的业务指导和辅导。
定位：
以粤港澳全面合作为特色
或聚焦跨境金融绿色金融
大湾区已拥有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农商行、外资银行、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以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等在内的完整银行业生态。在此背景下，正在筹设的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其差异化定位是什么？
广州市民政局在答复代表建议时提及，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拟定位为全面贯彻金融强国战略，以粤港澳全面合作为特色，为大湾区建设提供高质量服务支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湾区银行的设立对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广州金融能级量级、推动广州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迈上新高度具有重要意义。”该答复称。
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可能重点切入哪些业务领域？目前官方未透露相关信息，不过中国贸促会驻澳门代表处官网转发的《澳门日报》2022年1月的一则报道称，该银行计划以金融科技为手段，跨境及绿色金融为重点，结合大湾区发展规划，紧贴商业银行发展趋势，侧重拓展交易银行等现代金融轻资本业务。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的独特价值在于 “制度融合试验田”与“跨境金融连接器”的双重角色。从学理上看，它的核心功能是降低跨境金融交易的制度性成本。
“在一个市场与规则高度分割的特殊区域，最大的痛点并非缺乏金融服务供给，而是要素流通存在壁垒。”田利辉认为，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应重点切入系统性跨境金融解决方案，例如构建本外币一体化账户体系、主导复杂跨境项目融资、以及作为跨境理财通等政策的升级版运营平台。其业务重心应是那些因规则差异而现有银行难以规模化、标准化提供的“缝隙”服务，如基于区块链的贸易金融、知识产权跨境质押融资等，以此创造独特的制度红利。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艾雯同样认为红和古，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应成为破解粤港澳金融互联互通堵点、推动三地金融规则衔接的“试验田”和“连接器”。
“这正是它最独特的价值，也是其筹建多年磨一剑的关键所在。”在她看来，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应聚焦现有银行难以高效覆盖的跨境金融痛点，做制度创新的探索者，破解其他银行因机制限制、流程繁琐难以推进的跨境服务难题，打破三地金融服务的地域壁垒和机制障碍，助力大湾区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夯实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刘艾雯表示，从业务上来看，其重点业务领域可围绕“跨境”和“创新”两大关键词展开：一是重点服务港资港企、澳资澳企及内地跨境经营企业，依托三地协同优势，简化跨境业务流程、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深度衔接现有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提升资金跨境流动效率；二是服务大湾区实体经济与产业融合，聚焦大湾区重点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供应链与产业金融业务，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战略性领域，同时衔接港澳特色产业，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三是民生金融服务，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开户、支付、置业、养老等，进一步促进三地居民“民心相通”；四是金融创新试点，依托独特的区位与政策优势，探索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创新业务模式，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挑战：
在不同监管哲学与市场文化间
寻求“最大公约数”
作为一项酝酿八年、旨在联通三地的重大金融项目，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需要深度融合粤港澳三地的金融规则，在筹设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八年筹设的时间长度本身已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最主要的挑战不是技术或资本，而是 ‘一国两制三法域’下的深层制度磨合。”田利辉分析称，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筹设涉及监管主权协调、法律适用冲突与数据跨境流动三大核心难题。例如，监管上需要创造性地设计“主监管行”模式或联合监管委员会；法律上需明确跨境金融合约的准据法选择与判决执行机制；数据流动则需在安全与效率间找到平衡点。
“八年历程，反映的是在战略必要性与商业可持续性之间、在不同监管哲学与市场文化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艰难过程。这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他强调道。
刘艾雯也提及粤港澳三地金融规则与标准的隐性壁垒带来的挑战。她表示，三地实行不同的金融监管体系、法律制度和货币制度，在金融机构准入、业务审批、风险管控、会计核算、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则标准差异较大，虽然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均积极协同、共同推进，也已有一些框架性安排为基础，但如何在银行的治理结构、业务流程、风险管控中兼顾三地规则，实现“无缝衔接”，仍面临很多技术难点。此外，三地金融市场需求差异下业务场景打磨、跨境金融人才短缺与适配性不足、当前复杂的内外部金融环境等因素也为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的筹设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尽管筹设面临诸多挑战，在当前更趋开放与联通的大背景下，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筹设环境，较构想提出初期已发生深刻变化。刘艾雯认为，一系列关键条件的成熟，正为银行的落地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政策端来看，经过八年的推进，粤港澳三地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筹建协调机制，多方合力逐步形成。同时，横琴、前海、南沙三份“金融30条”专项政策的逐渐落地，“跨境理财通2.0”“债券通”“跨境征信互通”等政策的持续推进完善，为银行跨境业务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从市场端而言，随着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的持续推进，市场需求日益迫切。粤港澳三地跨境贸易、跨境投资、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市场对专业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尽管现有机构已在跨境业务领域实现诸多突破，但在三地规则衔接、流程简化、产品创新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而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正能够填补这一空白，聚焦现有银行难以高效覆盖的领域，市场需求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股权：
意向股东涵盖国企民企
和港澳金融机构和企业
作为一家以粤港澳全面合作为特色的国际商业银行，其股权结构设计是实现这一战略定位的关键所在。
2018年10月，原广州市金融局曾对外表示，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项目，粤财控股作为主发起股东草拟了筹建方案，并已上报到省金融办。
2018年10月，原广州市金融局介绍南沙金融改革创新进展情况。来源：广州市政府官网
粤财控股是广东省政府直属大型金融控股企业，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下辖18家主要企业，形成以信托理财、商业银行、资产管理、担保增信、基金投资五大千亿级板块为龙头，涵盖金融租赁、跨境金融、征信服务、股权交易、小额贷款、金融科技、基础资产管理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此后数年，官方再未透露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主发起股东是否发生变化，以及还有哪些机构将参股。不过，2024年12月，广州市民政局在答复代表建议时表示，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意向股东涵盖广州地区国企、民企及港、澳地区金融机构、企业等。
广州市民政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20242109号建议答复的函中提及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来源：广州市政府官网
在田利辉看来，这种多元股权结构是其生命力的来源，也构成治理的核心挑战。不同股东代表着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与风险偏好。内地资本可能更侧重战略布局与社会效益，港澳金融资本则更强调国际规则与商业回报。这将在银行的发展节奏、资源分配以及治理文化上产生持续张力。
“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能有效整合多元诉求的治理架构，确保董事会决策既不被单一利益主导，也不因分歧而陷入僵局，最终实现‘融合优势’的价值创造。这家银行的成败，将是对大湾区能否从物理互联互通迈向规则深度融合的一次关键压力测试。它值得我们以最大的耐心和智慧去推动。”田利辉分析道。
刘艾雯同样认为这种多元股权结构带来的张力是双向的。在她看来，一方面，多元股权结构能为银行带来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发展动力，形成三地、多元化资本优势互补的张力。广州地区国企股东能为银行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提升机构信誉与经营稳定性；民企股东则带来市场化的经营理念与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助力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服务效率；港澳股东凭借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熟悉度、跨境业务资源与管理经验，能助力银行快速对接港澳市场，完善跨境业务布局，强化国际化特色。
“这种多元结构能避免单一股权带来的决策僵化，让银行既能兼顾政策导向，又能贴合市场需求，还能联动港澳资源，为其跨境业务开展和制度创新提供支撑。”刘艾雯分析道。
但另一方面，刘艾雯指出，多元股权背后对应的也是多元的利益诉求，如何在银行的战略规划、业务布局、风险管控等决策中，兼顾各方利益红和古，形成统一的发展共识，避免因诉求分歧影响决策效率，是未来银行治理中需要平衡的问题。这需要在筹设阶段就提前谋划，通过完善公司章程、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避免多元股权可能带来的分歧，将多元股权的优势转化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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